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为何流于形式?
2017-03-28 16:43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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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家里,民主是不受待见的,人民热爱皇上,主权在民没有市场,君权神授才是王道,大家都吃这一套。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,是被封建统治者封了“亚圣”的,但是因为他的有些言论是很有几分民主的意思,这不能不说不是一种进步,但是有利于人民的思想必然有碍于权贵分子作威作福,所以孟子很不合统治者的胃口,因此其牌位大多数时间是被束之高阁的,甚至有些做贼心虚的帝王几乎要将孟子逐下圣坛。

  什么时候“民主”成了时髦甚至是政治正确呢?那是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后,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事了,尤其是随着西学东进,五四运动爆发,要求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主导了舆论,但是这一切,都是发生知识界,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来说,民主一词不仅是个陌生的词,根本就是外语,加上在一个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里,能听得懂民主宣传人的数量是非常之少的。但是值得欣慰的是,中国自古就有乡村自治的传统,宗法制度维系下的中国农村,乡村治理有时候还是比较靠谱,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村,尤其是在文革之后不久,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恢复了旧有的乡村自治模式。

  1983年到1985年之间,农村的人民公社基本都自行解散或者被撤销了,重建农村新的秩序被提上了正式议事的日程,而集体主义的人民公社破产后,除了再度恢复旧有的治理模式,没有更好更可行的治理农村的办法了。为了适应当时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,1987年11月,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(试行)》,对于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做出了具体规定,实际上正式恢复了旧有的治理模式。但是恢复了农村的自治传统,却再也恢复不了乡绅治理的模式了。在表面上看来,村民自治的模式比旧有的乡绅自治的模式更有效和更民主,但是实际情况远不是那么一回事,尽管时代在进步,但是在乡村治理方面,拿过去作为参照,给人一种今不如昔的感觉。乡绅地主,在农村里即掌握着经济大权又掌握着话语权,但同时是比较有文化的人,有时候也是精神领袖,其中固然不乏有一些不厚道的周扒皮之流,但是有时候还能遵守定下的规矩,至少还是有起码的下线要求。

  当然,并非说旧社会的地主都是好人善人,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能克制利己心的人很少,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更是缺货,所以那时候的地主照样很贪婪,但是这完全不能归结为个体,而是制度性的,因为那时候土地是被垄断的,也就是在保护私有产权的同时也保护了土地兼并。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民主也是制度性,这个制度是符合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制度,因为基层民主让农民充分享有自己民主权力,最直接方式就是用选票按照自己的意愿,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干部。可惜在中国缺少的并不是美好的理论,这套有效的民主制度实践起来很快就走样了,甚至与设计这个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。

  在中国任何一个乡村——不管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村子,还是处在穷乡僻壤的西北西南地区的农村,基层民主选举贿选以及走过场等等现象非常普遍,暗箱操作见怪不怪,村民名义上有选举权,其实都是内定,多半是乡镇一级干部私相授受,或者通过直接行贿,村民的选票影响不了选情,乡长或者书记的好恶才是关键。而中国乡村干部素质普遍都比较差,不管是制度性的规定还是道德约束,甚至法律的强制性约束,在他们看来都没有厚黑学管用,因此中国乡村的民主选举才一再走样,最后流于形式。出现这种这种情况,一方面因为中国农村教育落后所致,不同于旧时多半属于精英治村,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今不如昔,主要还是经济形式与旧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在旧时乡村的经济模式还是小农经济下的模式,政府很少干涉乡村的治理,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管理模式和治理都趋于刚性。

  最为主要还有中国农村经济落后,最后问题还是回到了分配不平衡和城乡差距这个原点,很多地方的村庄里,大多数人涌入到城市里务工了,都在为生活奔波,多半人都没有时间去关心选举和被选举的事,对于大多数来说,养家糊口才是第一的,经济上处在贫困线上,没人关心政治权利。何况很多农民并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,生活在有漫长专制传统国度里的人民,他们习惯性的受奴役、受压迫,坐稳奴隶的地位就已经心满意足了,比较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,吃饱饭简直就是皇恩浩荡了,哪里还有其他的奢望?而乡村选举暗箱操作成为家常便饭,更让大家觉得选举那不过当官的玩的游戏,糊弄老百姓而已。

  ——《中国农村与农民研究》连载十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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